学者王德福所著《群众的时代：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》（以下简称《群众的时代》）以社会学家的敏锐视角，解剖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肌理。书中对“创文”“创卫”等运动式治理现象的批判性分析，如一面明镜，映照出当前社区治理中“干部冲锋、群众旁观”的深层困境。读完此书，我对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体悟。

　　书中指出，创城活动中“市领导下沉网格、体制资源集中突击”的模式，本质上是“压力型体制”的产物。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，虽能在短期内实现“不见一个烟头”的精致表象，却将群众异化为被管理的客体。例如某社区为应对“创卫”检查，要求“不见一个烟头”，基层干部全员化身“捡烟头志愿者”，却忽视了垃圾分类设施的长效运维。这种“干部干、群众看”的治理模式，本质是行政权力对群众自治空间的挤压，正如王德福所言，“既透支政府公信力，又消解社区内生动力”。

　　《群众的时代》为破局提供了理论钥匙。其一，党建引领下的“双下沉”模式（党员下沉网格、服务下沉楼栋）可重构干群关系。例如海淀区某社区通过“红梧桐”居民议事厅，让党员与居民共商停车位改造方案，既化解矛盾又培育自治意识。其二，人格化自治机制能释放社区活力。书中提到的“楼栋长”制度在北京朝阳区已有实践，热心居民担任“微管家”，精准解决高空抛物、宠物扰民等“微治理”难题。其三，社区性公德建设可重塑价值认同。西城区某街道通过“西城文明微积分”，将垃圾分类、邻里互助转化为可量化的公德实践，让居民从“被动遵守”转向“主动维护”。

　　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，已通过“吹哨报到”“接诉即办”等机制创新，为破解运动式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，发挥着“首善标准”的示范作用。当前“回天地区”治理已从“大拆大建”转向“微更新”，通过“社区规划师”制度吸纳居民参与空间改造；东城区“小巷管家”模式则让退休教师、企业白领等多元主体成为街巷治理的“神经末梢”。北京这些实践暗合王德福倡导的“新社群时代”理念——在原子化个体与行政化组织之间，培育具有情感联结的治理共同体。

　　首都治理现代化，需超越“检查达标”的短视思维。当社区能包容阳台种菜的烟火气、能宽容老街坊的怀旧情，当治理标准不再是“零容错”的冰冷数字，而是充满温情的共识公约，方能在《群众的时代》中书写“群众治、群众享”的新篇章。正如书中启示：唯有将自上而下的制度优势与自下而上的群众智慧相融合，才能铸就“人人参与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”的治理新格局。社区治理的终极价值，不在于考核表上的数字光鲜，而在于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微笑。告别运动式治理，正是为了让这笑容更加真挚、持久。ballbet贝博